弗洛伊德“跪杀”案近日宣判，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被判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指控。判决结果在美国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群体将此案视为21世纪以来美国民权运动最为重要的胜利。

但与此同时，有相当一部分白人认为该判决有失“公允”，甚至有白人极端主义者认为肖万是当代的“圣殿骑士”。众说纷纭中，如何看待弗洛伊德案，这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美国的种族歧视呢？

笔者认为，弗洛伊德案不具有普遍性。司法种族歧视在美国有着相当长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罗斯坦曾直言，“美国的司法是为白人群体服务的”。

数据显示，在2015年-2020年间美国警察枪杀黑人的数字是白人的3倍多。这些案件多数不了了之，多数白人警察免于追责，而弗洛伊德案之所以能够得到公正判决，与其成为种族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焦点密不可分。很大程度上，前白人警察肖万能否受到法律惩罚成为反对白人至上的一块试金石，陪审员也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

选举政治下，由弗洛伊德案引发的种族议题还成为影响拜登和特朗普竞争的一个重要变量。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借此大打种族平等牌，主张重建更加多元、平等的美利坚民族。这让绝大多数少数族裔选择了拜登，告别了特朗普。拜登上台之后随即给予少数族裔回报。一是选任少数族裔担任副总统、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等，二是推出一系列旨在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多以行政法令的形式展开，并没有得到议会特别是参议院的支持，因此也就缺乏法律依据和持久性。

毋庸置疑，弗洛伊德案的“胜利”，暂时给美国撕裂的种族社会注射了一针镇静剂。然而，从长远来看，该案例无法推动种族歧视的改善，相反将会进一步激化种族矛盾。首先，进入21世纪美国种族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多年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积极行动政策激起了白人群体的不满，进而产生了白人民族主义。

而此次弗洛伊德案的审判结果仅是满足了黑人等少数族裔的诉求，并没有满足白人群体的诉求。此外，弗洛伊德案仅是在司法公正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它的公正宣判无法代表少数族裔在系统性种族主义下受到的各个方面不公正待遇得到了纠正。

其次，弗洛伊德案恐怕将引发白人身份政治的强势回归。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掀起了以少数族裔、残疾人士等弱势群体为主要内容的身份政治浪潮。在此影响下，美国变得越来越像是由多个族群构成的多元国家，而不是以公民、社区和国家为一体的美利坚民族国家。

这逐渐造成美国白人身份的危机感，白人身份政治也随即上台，即标榜白人至上，认为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抢占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这在特朗普时期变得更加强势，右翼极端主义势力正在抬头。此次弗洛伊德案从法律上虽给予白人身份政治以遏制，但从历史经验看，白人群体很可能会有更激烈的反应。

种族主义批判理论家认为，美国的种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改善的，其中不缺乏一部分白人精英群体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黑人等少数族裔，而只是白人群体为了缓和种族矛盾的权宜之计。弗洛伊德案的本质就是如此。所以，它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会改善美国种族歧视的现状，相反会进一步刺激白人群体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来反对少数族裔。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教授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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